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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新聞

解放思想,從哪里殺出一條血路來(上)

發布日期:2012-01-05 發布者:張家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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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繼續向縱深方向挺進,“越是危急時刻越要深化改革”已成為上下共識。從年初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透出的信息可以印證,至少有十項改革已經排上了今年的日程表,覆蓋范圍之廣,改革力度之大,近年來少有。2009年是中國改革的“重頭年”。

  多年來在政治修辭中少有創意的湖南則在兩會期間,提出了一個令人備受鼓舞的“彎道超車”概念:加入“萬億俱樂部”的湖南要在“國際金融危機”這個彎道上實施“彎道超車”。

  以此來看張家界。

  2009年是被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強調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最困難的一年”,在湖南正在實施的“彎道超車”中,在重重困擾下,張家界將有何表現?張家界是否能夠“殺出一條血路”來?

  2006年,張家界的目標即已被確定為“世界旅游精品”,但張家界旅游產業與城市一起,正面臨著升級換代、轉型發展的艱巨課題?,F實層面,整個2008年,國內外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讓張家界旅游大幅滑坡,2008也成為繼2003之后第二個讓張家界人痛感旅游產業之脆弱性的年份。建市20年來,張家界的成就有目共睹,張家界的困難也是顯露無遺,從景區到城市,從工業到旅游業,問題重重,困擾重重。這些疑問都需要在張家界“解放思想”的運動中去尋找答案,它們最終都落實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上面。

  當下,“解放思想”以及“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運動正在張家界深入展開。筆者試從城市、旅游、工業三個方面擬就相關的話題,作一次解放思想的純屬務虛的探討,以求拋磚引玉。

  旅游立市:歷史的榮耀與艱辛

  張家界市的建立作為“市管縣”改革大潮下的一個“旅游立市”的特殊案例,注定了它要走過一條坎坷、艱辛的道路。今日張家界在城市建設、景區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都應當追溯到1982年的“市管縣”體制改革:這一體制改革的初衷、我們的差距以及因為這一背離需要償還的債務。

  真誠、務實的反省是解放思想的前提。

  歷史問題有其歷史原因,今日張家界在城市、景區、產業結構等方面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需要有一個歷史的追溯。

  今天看來,1982年在張家界城市發展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間節點。這一年發生的兩大事件作為今日張家界狀況的最初策源,直接促成了張家界市在1988年的誕生,并預先設置了城市最基本的發展路徑。歷史的榮耀與現實的艱辛在這條道路上交相匯聚。

  1982年,國家計委下發文件,批準張家界為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同年,中共中央發布51號文件,該文件作出“改革地區體制,實行市領導縣”的決策,提出地市合一,城市帶動農村發展、實行“市管縣”體制。“市管縣”體制改革為張家界市的建立提供了基礎格式,國家森林公園則表達出山林特色。正是有了1982年的這兩個文件,張家界才能在全國性的“建市”高潮中應運而生。(1988年5月18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湖南省大庸市實行市管縣體制的批復》,批準張家界建市。)

  這兩個文件都是“解放思想”的產物。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過,大庸縣就雄心勃勃地提出要搞旅游開發,次年7月,大庸縣成立了旅游領導小組。這在當時來講,是一個新鮮事物,當時全國沒有幾個地方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發展旅游經濟,大庸縣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正是這一年,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習仲勛、楊尚昆就廣東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加快經濟發展問題向鄧小平作專門匯報時,鄧小平說,“辦一個特區,可以劃出一個地方來,叫特區,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要你們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上世紀80年代,在第一代旅游開發者的努力下,當時的大庸縣正是在莽莽叢林中砍出了一條旅游大發展的“血路”。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對于張家界的解放思想、共克時艱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市管縣”政策的出臺,則是國家出于宏觀方面上的考量。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過渡的時期,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提出實行地市合并的政策,以打破城鄉分離,形成城市帶動農村發展的新局面。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及省級政府不僅要擬定并下達各種經濟社會計劃指標,還要盡可能合理地分配各種生產數據和生活數據,承擔社會生活的繁重事務。在運轉負荷強度過大的情勢下,政府不得不增加行政層次,以求減少管理幅度,減輕工作壓力。1982年的51號文件下發后,中國興起了建市高潮。而在此之前,除了自治州這樣的民族自治機構外,中國市級政府作為五大班子俱全的一級實體政府機構是不存在的,連接省與縣之間的是省級政府的派出管理機構——地區行署,他不是一個完全政府概念。

  “市管縣”體制改革的訴求目標是“城鄉協調發展”,它要求建市的城市應當是一個帶動能力強的區域性的中心城市。張家界之所以能夠建市,在行政體制上,是搭上了“市管縣”改革這趟時代班車。

  但張家界建市的根本目的并不符合“城鄉協調發展”這一“市管縣”的改革初衷,而是張家界人常說的“旅游立市”。湖南省的常德、岳陽等市在“市管縣”后,各縣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張家界各縣在建市后的發展速度就要相對的慢一些,原因就在于,如果單以帶動各縣、鄉協調發展這一點上,張家界沒有一個符合“市管縣”改革條件的地域性中心城市。張家界能夠建市,就在于“旅游”二字,在于“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的強勁驅動力。建市后,張家界城市工作的重心也當然地放在了“旅游”上面,“中心城市”的歷史債務直到2003年才提上還帳議程,城市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還是在2007年。

  楊貴榮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任大庸縣縣長,親歷了張家界建市的全過程。雖然現在早已賦閑在家,但對張家界的經濟發展一直非常關心。他認為,張家界建市后,由于自身實力不夠強大,下轄兩區兩縣以后,無法對縣域經濟進行帶動。

  楊貴榮的關注落實在一些非常具體的數據上,比如地方財政收入。1988年以前,大庸縣在自治州10個縣里面,財政收入排名一直穩固在前三位,2008年,永定區(老大庸縣)的財政收入是1.63億,而同期自治州最小的縣盧溪縣的財政收入是2.26億;1988年前,慈利縣在常德地區與石門縣的經濟狀況一直是旗鼓相當,2008年,慈利縣財政收入是2.02億,而同期石門縣的財政收入是2.96億。汪洋在任重慶市委書記時說過,重慶得做“三個比較”,一個是在縱向上,跟自己的過去相比;二是在橫向上,與同區域兄弟城市相比;三是跟自己的目標相比。張家界建市20年來,縱向上,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大發展;橫向上,興起了一個武陵源,但各縣在各自抽出一塊組成武陵源后,卻與兄弟城市拉開了距離,是小發展;與自己定下的城市目標比,還隔著遙遠的距離。

  在中國“市管縣”的改革中,一些不符合建市條件的地方因為中心城市缺乏帶動能力,市不僅幫不了縣,還要跟區縣爭利。這種現象在張家界表現的比較充分。張家界第一任市長肖征龍曾坦言,在其任內,市區關系一直沒有理順,這是他10年主政張家界期間的一大遺憾。在這樣的一種無奈的境遇下,張家界有限的財力物力又必須優先保證景區開發與基礎設施這兩大塊,城市在建設、管理主體不清晰的情況下被忽視,城市建設欠賬累累,嚴重滯后于景區的開發建設。隨著武陵源旅游產業的初步成型,在現行景區管理體制下,市區爭利現象在武陵源也有所表現,寶峰湖與黃龍洞這兩個景點是最具代表性的,2008年,黃龍洞公司回購中國大通公司股權一事受阻,即有市區博弈的因素在里面。

  今天,人們回過頭來,應更能理性地看待今日張家界的現象:張家界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歷屆政府主事者只能在“披荊斬棘”中艱難地行進。張家界必須耗費相當的時間補上“中心城市”這門課,20年發展就是一個補課的過程,魚潭電站、荷花機場、當年的武陵高專(現在的吉首大學張家界分院)、祥龍酒店、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旅游接待設施都是在一種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建設起來的,甚至一個商業大樓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四年建設歷程。同一個建設項目,在張家界,人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張家界市的建立作為“市管縣”改革大潮下的一個“旅游立市”的特殊案例,注定了它要走過一條坎坷、艱辛的道路。今日張家界在城市建設、景區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都應當追溯到1982年的“市管縣”體制改革:這一體制改革的初衷、我們的差距以及因為這一背離需要償還的債務。

  景區管理體制改革:張家界最大的解放思想

  現行的張家界景區管理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副毒性很強的歷史藥方”,20年前,這副藥方徹底割除了武陵源“三分天下”的毒瘤,類似“3•17案件”的重大惡性事件從此絕跡,開創了20年張家界旅游大發展的新局面。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副藥方的毒性開始顯現出來,它已經成為張家界在第二次跨越中必須得越過的第一道跨欄。

  解放思想必須體現在制度改革上

  解放思想不是空談,關鍵要取得實效。進入09年以來,張家界各個媒體競相推出人物訪談類欄目,盡管其中不乏真知卓見,也不乏具體務實,但總的來講,仍是流于玄想、清談。玄想誤市,清談誤市。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說,“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別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舉措。否則,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話。”“解放思想必須去做,必須體現在制度改革上,要增加人民群眾的實際利益,解決我們面臨的實際問題。”

  2008年,全省上下一致拉練“解放思想”運動,張家界的“解放思想”如何“運動”?

  回顧改革開放之初的第一輪解放思想運動,它有三個特點:一是有一個相當具體又相對務虛的話題——“真理的標準是什么?”;其二,有相應的話語平臺——從中央到地方,均有主流媒體的參與;其三,它是“雷區”般的存在——它圖謀消融“兩個凡是”的森嚴堡壘。

  張家界的“解放思想”要“運動”起來,需要尋找突破口,也須具備這三個條件。

  2007年,張家界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行了改革,這一改革因為其他兄弟城市已經作出了榜樣,是屬于有成熟經驗和操作模式的改革。一般來講,慢一步的改革能夠讓人們有足夠的時間作好改革的心理準備,這樣的改革,阻力小、成本低,但其解放思想、滌蕩舊觀念舊事物的作用也被相應降低。另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在張家界這個城市,因其總量、規模、傳播等因素,它對解放思想的拉力并不是很顯著。

  在“制度改革”這一點上,“景區管理體制”符合上述三個條件:多年來,它被許多官員們視作雷區般的存在;先期進行的學術性探討又讓它相對務虛,避免了特定群體從一開始就作出強烈反彈;在話語平臺這一點上,既有政協、人大這樣的言論平臺,也有新興網絡媒體的支撐,廣泛的民意表達也將促使主流媒體的深層介入。

  可以說,“景區管理體制”是張家界“解放思想”一個不錯的“運動場”。2005年,政協委員金克劍第一個在政協會議上拋出這個話題,引發強烈反響。2009年元月兩會期間,金克劍再次以《建立國家公園,為張家界創造第二次崛起發展的機會》為題,向市政協遞交提案。人大代表余大靜與20余名工商界人士聯名以《建立張家界國家公園,加快我市由旅游大市成為旅游強市的發展進程》為題,與金克劍作出呼應,由于種種原因,政協及人大均未予以立案。

  盡管沒有立案,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已經率先發聲,他們的思考應該傳遞到更為廣泛的民眾層面,無論他們設想的技術操作策略是否可行,人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有關景區管理體制的探討首先是一場解放思想的運動,它需要各方話語力量的協力圍合。

  自2007年以來,以“四路”改造為興奮點,以張家界公眾論壇為平臺,民間層面的話語力量被激活,這是張家界在過去幾年來的一個重大收獲。然而,體制內精英更多地依然處于一種寂靜無聲的狀態,是草根層面更加具備遠見卓識嗎?情況顯然不是這樣,在張家界,體制之內才是群英薈萃之地,只不過,他們沒有發聲,他們缺乏一個相應的表達的陣地。

  3•17案件——水繞四門縱火案的前前后后

  1987年3月17日,慈利縣索溪峪鎮與大庸市(縣級)的協合鄉為爭奪水繞四門旅游資源而發生的特大縱火案(簡稱3•17案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0多萬元。案發后,《湖南日報》以內參形式將“3•17案件”上報,驚動國務院。3•17案件促進了張家界旅游資源從“三分天下”到“一統武陵源”的最終形成。

  在3•17案件之前,武陵源的大事記是:

  1978年8月,湖南省林業廳的記者走進武陵源,寫下介紹武陵源山水的第一組文章。1980年1月,著名畫家吳冠中在《湖南日報》發表《養在深閨人未識——張家界是一顆風景明珠》的文章,贊美武陵源“不讓桂林,媲美黃山”。1981年秋,香港著名攝影家陳復禮舉辦的青巖山自然風光圖片展覽,“引來各界人士云集,萬頭攢動,盛況空前”,轟動香港和東南亞。由此,武陵源揭開神秘的面紗,走出了深閨。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為武陵源旅游業發展帶來契機。1980年7月,大庸縣成立旅游領導小組,開始對張家界林場風景資源進行考察并初步制定開發建設規劃。1982年3月,桑植縣委、縣政府作出開發天子山風景區的決定;4月,慈利縣成立開發索溪峪旅游資源領導小組。繼而,張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分別被批準為國家森林公園和省級自然保護區。至此,分屬于大庸、桑植和慈利三縣市的武陵源拉開開發建設、發展旅游的序幕。

  發展旅游的開發建設一起步,武陵源就顯露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美好前景。與此同時,糾紛開始出現,三個自然一體的風景區被兩個地市和三個縣市行政分割,導致相互爭地盤、爭資源、爭客源、爭項目、爭資金的地域矛盾和糾紛,亂建、重建和各自為政的對外宣傳,造成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巨大浪費。

  1985年初,在省政府和各方人士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題寫“武陵源”,為武陵源風景區的統一奠定基礎。

  1985年3月25日,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上報的《關于加快武陵源風景區開發建設的請示報告》中,“武陵源風景區”的概念第一次出現在省政府的正式文件上,并首次向國務院提出把武陵源劃為統一的“特區”。

  在317案件之后,“三分一統”加速成型:

  1988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到索溪峪、張家界視察,對省委、省政府向國務院要求統一武陵源區劃的意見表示贊成。喬石的武陵源之行,對于大庸地級市的建立和武陵源風景區的統一、開發和建設,以及以旅游為龍頭,以農業為基礎的建市方針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988年5月,國務院批準建立大庸地級市和縣級武陵源區。武陵源風景區的統一、開發和建設的史冊,從此翻開新的篇章。

  6年后,即1993年,“三分一統”的武陵源風景區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稱號。在此之前的12年,即1982年,張家界國營林場獲得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的殊榮。

  12年里,從“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到“世界自然遺產”,“3•17”案件在其間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

  22年后,我們翻出這一歷史的創傷,在血與火的鉤沉與反思中,我們發現,我們正處于當年的類似起點上,我們面臨著同樣的一個問題:體制性問題。

  當年的3•17事件后,“三分一統”的創新體制讓張家界用20年時間完成了從旅游資源大市到旅游產業大市的大發展,20年來,這一體制活力逐漸耗散,惰性逐步沉淀,它變得臃腫而沉重,它讓人們不知所措,徘徊、尷尬,甚至就連談論它都讓人覺得沉重。但人們終要直面現實,前人已創榛辟莽,后輩當承傳庚續。

  被掘空的大山

  張家界三千奇峰,每一座山峰都可謂一座財政大山,它們正被“體制”挖掘。這種挖掘是合法的,景區管理體制對景區的挖掘被體制本身合法化,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的合法化。

  20年前,景區管理體制曾經是歷史前進的制度推手,如今,它們已經成為一種制度障礙。

  面對今日城市建設在資金上的困頓局面,人們要問的是:張家界開發建設20年來,三千座財政大山究竟貢獻了多少?這一貢獻是否達到了最大化?為什么城市建設資金會如此捉襟見肘?張家界倚仗的三千大山都干什么去了?

  金克劍在文中提交的一個數據是:“從2001年到2003年,3年中兩地(武陵源和張管處)體制內上交市財政僅為1190萬元。”另一個數據是,2003年,兩地的管理人員和員工總數高達“4197人”。據其測算,時至今日,近6000人的員工隊伍讓武陵源不堪其負,按照他的測算,如果創新管理體制,只需要600人,多余的5400人是個什么概念?假設每人每年平均4萬元,那么總額就是2.16億元。在張家界,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對此,我們不能說三千大山被特定利益群體綁架,導致這一狀況的根源乃是體制,是景區管理體制的滯障。

  張管處的輝煌

  今日武陵源景區管理體制的困境,尤其是張管處與武陵源區的二元分治,其根底,部分源于曾經的輝煌。比照張家界的另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即可發現,輝煌也會成為一種阻力。如果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管理處在天門山景區的開發中有過巨額的資金投入,那么,天門山景區的管理機制將會比現在要復雜得多。多方投入在早期自然是好事,但景區相對成熟后,就會帶來多頭管理的問題,在多方利益博弈中,機制設計只能是多方妥協的結果。

  在武陵源取得“世界自然遺產”這一桂冠之前,整個武陵源范圍內最耀眼的金字招牌是“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這塊招牌屬于張管處,它在1982年拿到手上,這頂桂冠的打造可追溯到1958年的張家界國營林場,即張管處的前身階段,當年27歲的劉開林帶著他的部下用那個時代特有的激情,用近30年時間“綠了青山白了頭”,奠定了“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的基業。

  今天,我們回頭檢索張家界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史會發現,每一次張家界的突變飛升,均是在體制上獲得了重大突破,張家界跳躍式的發展路徑其全部奧秘就在于解放了思想,抓住了歷史的機遇,取得了一個個制度進化上的拐點。如,張家界作為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的建立,打破行政區劃的張家界市的創立,武陵源的三分一統,聯合國自然遺產保護區的確認……

  1982年,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的建立是國家林業管理體制的重大創新,張管處的建立是這一創新的制度落實,同時,它還建立了一條從林業部——林業廳——張管處這樣的一條投資路徑,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作為林業部林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樣版工程、樣版公園,在張家界的早期開發階段,這一路徑發揮了重大作用,單說1991年的第一屆張家界國際森林保護節,來自于國家林業部門的投資一舉解決了張家界多年未能解決的交通、能源、通訊等問題。

  林業部門對武陵源的巨額投入鑄造了張家界的輝煌,同時,也樹起了一道高高的制度變革門檻,令后人望而生畏,談“變”而色變。1988年,武陵源三分一統,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但沒有人能跨越這道門檻,將張管處有效地分解組合,最終,挾著歷史的殊榮,張管處以“一字并肩王”的形式與武陵源并駕齊驅。

  張管處的輝煌源起于劉開林、江勤諾等拓荒者的人性的光輝,固化于體制的創新,鼎盛于制度活力的煥發,退化于制度活力的衰竭。在中國社會的大轉型中,這一衰竭來得太快。

  是什么引發了“世紀大拆遷”

  “世紀大拆遷”常被人們比喻為“壯士斷腕”。

  一只浸透毒液、灌膿糜爛的手掌在醫治無望的情況下,病者揮刀斬去,是謂壯士。張家界曾經做過這樣的壯士,1999年到2001年,耗資近三億的大拆遷將20多年來人們在景區構建起來的建設成果大規模拆除,武陵源亦為之背上了沉重的財務負擔。

  壯士之壯,在于對糜爛腐敗、陳舊事物的絕決。如果有一個人,在斷腕后,過了不久即發現毒液還殘留在斷臂內,為保命,他又將整條胳膊截去;又過了幾年,毒液又在腳上出現,他又去做截肢手術,如此數十年過后,此人四肢盡失,當初的斷腕“壯士”不再悲壯,他成了一個廢物,他的故事也就成了一大笑話。

  金克劍在其文中指出,2008年4月7日,在省政協“新型城市化課題調研”匯報會上,張家界市又一次提出請求省里支持武陵源核心景區實施第三期房屋拆遷及居民搬遷安置的工程項目,共需資金3.75億元。

  拆遷是為了保護,“景區城市化”是導致“世紀大拆遷”的直接原因。但在“景區城市化”的背后,又是什么呢?金克劍在提案中將其歸結為“由現存兩大行政機構所帶來的后果”。此一論斷一針見血,大拆遷的深層癥結正在于此,在于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與武陵源行政式景區管理體制的深層沖突。體制不變,則拆遷不止。

  建市20年來,一個令人不爭的事實是,一場以強化景區管理為取向的改革,在取得最初的榮耀后,已經同改革的初衷漸行漸遠。大拆遷中暴露出來的“景區城市化”問題既可視為城市的擴張,也可視為有中國特色的景區擴張。在城市與景區的互動中,“景區城市化”是堅決加以扼制的現象,而“城市景區化”則正是張家界努力的方向。

  武陵源的尷尬

  在世遺保護與管理體制的深層沖突下,武陵源行政機構陷入一種尷尬的境遇。

  在武陵源,有官員稱“武陵源不建設好不行,這說明我們這些當官的都是吃干飯的;武陵源建設好了更不行,我們對不起子孫后代。”這句話將武陵源的尷尬與無奈坦露無遺。

  未來20年,中國都將處于高速城市化進程中。在東部城市,城市化的主體力量是工業;在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更多的是靠市縣級地方政府來引導、加速。武陵源區行政機構的創設目的是建立一個“三分一統”的景區統一管理機構,但“城市化”這種歷史性的潮流很快就將“景區”淹沒。正如金克劍在其文中所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雖深知癥結之所在,但他們不可能來干涉中國的內政,他們只能望洋興嘆,事情的解決只能靠自己。

  張家界以旅游立市,20年多來,武陵源已經被數次推倒重來。

  2004年,武陵源開始提出“二次創業”,時至今日,武陵源的“二次創業”仍在徘徊當中,這一徘徊正是武陵源體制性尷尬的顯現。一些官員認為,武陵源需要二次創業,但不是在舊的體制內,而應當是在體制變革的基礎上進行,否則,二次創業將引發三期拆遷,三次創業將引發四期拆遷,如此這般,無窮盡矣……

  要改造更要改革

  2006年,張家界對城市口號進行了更換,提出要“打造世界旅游精品”,2007年8月,“四路綜合改造工程”轟轟烈烈地啟動,四個月后,工程完結,整個四路為之煥然一新,民心亦為之一振。但令人扼腕的是,盡管省委省政府提出要舉全省之力建設好張家界,但進入2008年后,國家銀根緊縮政策使張家界的城市大建設陷入艱難境地,5月地震,8月奧運,隨后一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張家界旅游業在08年掉入全民疑慮。

  人們常說,危機亦是機遇,機遇何來?關鍵在于才膽識力。

  對于張家界來講,盡管旅游業的短期效益遭受沉重打擊,但國家金融政策從一個極點擺向另一個極點也為張家界的城市建設帶來新的機遇,銀根緊縮的堅冰在短短幾個月內即告消融,這是國內宏觀環境最為寬松的時刻,國家為啟動內需投入的巨億資金成為張家界城市與旅游雙雙升級換代的巨大風帆。

  招商引資成為重中之重。今天的張家界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必須誠實地檢討自己,在張家界的產業界,無論是哪一個產業,農業、工業、旅游業、房地產業……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基本的事實,發展是硬道理,硬發展沒有道理。20年來的張家界發展,它的主調是“和諧變革”,但另一種“野蠻生長”的聲音總是不絕于耳。在20年和諧變革的同時,我們也同時在暗地里書寫著一部“野蠻生長史”。有企業主說,“上面很好,下面好狠;來是外商,去是內傷。”此話可謂這部“野蠻生長史”的最佳批注,歷界政府主事者為招商引資殫精竭慮,可一旦外商入境,進入實際運作程序,各職能部門為部門利益,為個人私利,索拿卡要層出不窮。如此這般諸侯坐大,何以謀事?

  旅游業的短期效益受損,正是關注長遠利益的時候;諸侯坐大,商業環境、行政環境污染,正是正本清源的時候。這一切均指向改革。漸進式的改良主義在張家界打造不出一個“世界旅游精品”出來。當下,我們正在做的是“改造”。“四路”是改造,“穿衣戴帽”也是改造。200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重版推出《“奇官”羅崇敏》,羅在訪談中說:“改革的設計者必須是精英,推動者必須是人民大眾。”2007年底,是張家界民議最為熾熱的時期,“精英”與“人民大眾”俱已出場,但可惜,當資本的鏈條在08年初的金融緊縮中被掐斷,人們似乎無策束手。

  “世界旅游精品”只能在全面的刷新中到來,張家界需要一場貨真價實的改革,“世界旅游精品”也在召喚一場貨真價實的改革。改革是一場攻堅戰,在這場戰役全面發起之前,擔當改革設計的精英會選擇一個適當的突破口――“景區管理體制”是否會成為此役攻堅的一個聚焦點?

  最后的時間表:“省管縣”改革前瞻

  有關張家界景區管理體制的探討還需要對中國行政改革作出相應的回顧和前瞻。

  任何一種制度設計作為歷史的選擇,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說是“一幅有毒的藥方”。它是時間性的,是歷史的。張家界景區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綜合性工程,無論人們作出哪一種制度設計,都應當盡力避免“今人服藥,后人中毒”的情況再次發生。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經濟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管縣”將向“省管縣”回歸。根據中央部署,地方省市行政機構改革將于2009年上半年大面積展開。2008年9月國務院在出臺指導地方改革的配套文件中明確強調,地方要利用這次機構改革,更大地探索大部制,更大地探索省直管縣。據相關媒體報道,2008年底,全國2000多個縣中,有24個省的818個縣已動及“市管縣”這個既有體制,今年3月,湖南鄰近省份江西省的80個縣(市)已全部實行了省直管縣財政體制。

  “省管縣”思路日趨主流化,最終使得地級市建制的變革與存廢問題躍入公眾視野。當地級市建制的存與廢都已成為一個問題時,張家界景區的體制變革,必須慎之又慎,尤其忌諱將這一問題無限上升,最后搞到一個自己都控制不了的盤面上。

  未來10年,張家界將迎來“省管縣”這一體制改革大潮,今天,處在變革前夜,如果人們只看到現行景區管理體制上的種種弊端,而無視大背景下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潮流,將問題擴大到張家界地方政府不能掌控的高度,那么,我們的“變革圖強”有可能是又制作出了“一副毒性很大的藥方”出來,它能夠在短時間內醫治好體制性創傷,但是,一旦變革大潮到來,我們將陷入到一種更為尷尬的境地,韶山景區(省管)就是一個借鑒。

  但現行的景區管理體制不改革顯然也是不行的。省管縣,從財政體制到行政體制,盡管還有相當的路要走,但已是大勢所趨,張家界景區管理體制的調整應當抓緊時間,搶在“省管縣”改革之前調整到位,這可視之為最后的時間表,否則,一旦大潮涌來,矛盾重重的武陵源景區就可能問題上繳,由省里面作出部署。當然,我們相信,轉型期內,在中央、省、市的利益博弈中,無論是哪一級行政主體都不可能無視地方利益,但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顯然有更大的話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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