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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新聞

解放思想,從哪里殺出一條血路來(下)

發布日期:2012-01-05 發布者:張家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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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短腿:20年之痛

  張家界以旅游立市,但富民強市的關鍵還得看新型工業化。湖南省提出的“一化三基”戰略(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強三個基礎,即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基礎工作)符合張家界的基本市情,是張家界走出“20年之痛”的根本路徑,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性關口上,張家界的解放思想運動應當成為“一化三基”的新推手、新動力,在思想觀念的碰撞、正反事例的對比中,進行一場深刻的反思與前瞻。

  旅游人次能取代GDP嗎

  “到底要不要發展工業”,沒有一個城市會把這個問題當成一個“問題”來爭論,但在張家界,這就是一個問題,并且一爭就是20年。在這個問題的背后,是張家界深藏在骨子深處的“工業自卑”情結,更遠地看,是張家界中心城市的“缺位之痛”。

  “生態”是美麗的夢,也是致命的蠱,“旅游富市”作為一個巨大的觀念誤區已經存活了20年!

  旅游立市的張家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強市富民”的基本訴求點放在了“旅游”上面,直到2009年3月26日,在張家界推進新型工業工作會議上,市長趙小明仍需花費大量時間來強調“開一個統一思想的會”、“進一步統一思想,真正把工業作為我們市里面調結構的重點。”“真正使工業在張家界市興起。”

  《南風窗》雜志曾經作過一次極具想象力的“虛擬訪談”,訪談對象是《文明與沖突》的作者亨廷頓。虛擬的亨廷頓談了一個基本觀點:在中國這樣的威權制社會中,由于程序合法性缺失,政府的唯一合法性來自于政績,于是GDP就被各級政府追捧,成為證明自身合法性的有力證據。且不論這一觀點是否中肯,按照這個“亨廷頓”的說法,張家界也得夸耀GDP,但張家界的GDP實在是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足以擔當起建構地方政府合法性的有力工具,張家界地方政府要證明自身的高效率、合法性,還需另辟蹊徑,“旅游人次”就在這樣的考量中取代了GDP的功效。這是一個便于操作的合化性源泉,由于國家統計局等相關部門沒有將“旅游人次”納入硬性考核標準,沒有建立一個嚴格、規范的統計學方法體系。中國的各個旅游城市都能以“個性化”原則量身定制自己的“旅游人次統計學”。2007年,張家界旅游人次按照自己的計量方法直逼1900萬大關,這是一個驕人的成就,將黃山、桂林等老牌景區遠遠地甩在了身后,有力地證明了自身的合法性。

  回過頭看張家界的GDP結構:2008年,三二一產業依次為58.1:24.7:17.2。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構?

  吉首大學經濟學教授劉經慈說,“明白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非常窮的地方”。沒有工業的支撐,GDP總量無法放大,所以旅游業能占據一個很大的比重。

  工業化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工業化。但在張家界建市之初,部分省市領導認為,張家界是一個旅游城市,不宜大規模發展工業。這一觀點直接導致張家界工業發展緩慢,直到今天,“張家界不宜發展工業”的觀點仍然具有相當的根基。

  1998年,有張家界官員委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織編寫了一本關于張家界發展研究的小冊子,該文重點引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未來學家托夫勒的觀點,認為張家界可以走出一條超越式的發展道路,躍過工業文明階段,直接過渡到更高一級的生態文明階段。該書出來后,因為觀點與現實脫鉤,而被棄置一旁。這本書的編寫與刊印,從一個局部反映了部分張家界人希望越過工業發展階段的善良、天真的心理。

  瀘溪縣的奇跡

  在張家界各區縣與湘西區域兄弟城市的比較中,瀘溪縣是最讓人震驚的一個。

  2008年,瀘溪縣財政收入突破2億元大關,增速高達36%。這一年,永定區的財政收入是1.63億,此前一年,永定區的地方財政收入剛剛突破一個億。

  2009年2月,富起來的瀘溪縣一次性地為全縣各鄉鎮配發公務用車;緊接著拿出600萬元,重獎經濟建設功臣,該縣金瑞公司董事長張克金獲得獎金42萬元。這些不像是一個縣可以干得了的事,更不像是湘西州的一個小縣城可以辦得了的事,但瀘溪縣就這樣做了。2008年,張家界市也舉辦了一場建設功臣表彰大會,建市20周年來的20名建設功臣各獲獎金2萬元,7位特別貢獻獲得者的獎金是5萬。一個縣和一個市,20年期的建設功臣和1年期的建設功臣,張家界與瀘溪的差距不言而喻。

  瀘溪縣的奇跡在于8個字:“工業強縣,產業富民”。瀘溪縣沒有旅游可以發展,它的經濟主體是工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靠工業。該縣工業園入園企業53家,其中500萬元以上的規模工業企業38家,產值達5000萬元的企業6家,產值過億元的企業有5家。來源于骨干工業企業的稅收,為瀘溪縣財政總收入作出的貢獻值高達72%以上,這就是工業的力量,是瀘溪縣堅定實施“工業強縣,產業富民”這一工業化路徑結出的碩果。2008年,瀘溪縣第三次進入“全國最具投資潛力中小城市百強”,位居第49位,并被評為“全國最具區域帶動力中小城市百強”之一。

筆者編制了一張永定區與瀘溪縣、慈利縣與石門縣地方財政收入對照表:

  20年之痛

  1998年,肖征龍調離張家界時,曾在《張家界日報》上報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坦陳了他10年主政張家界留下的三大遺憾,其中之一就是“工業短腿沒有拉長。”

  這不是肖征龍一個人的痛。

  此后10年,從1998到2008,張家界一直沉陷在這個巨大的“短腿”遺憾當中。

  2009年3月26日,在全市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工作會議上,趙小明市長說:“中央講不以GDP論英雄是從全國的態勢來說,但是作為后發地區,沒有一定的GDP哪來的財政?沒有財政,打造世界旅游精品這個總目標,我們怎么能夠給它提供支撐?”

  2008年,張家界生產總值183.9億元,財政總收入13.3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一般預算收入)9.5億元,不足10億。將這各項數據與黃山市相比,可以看到,人口、面積、建市時間與張家界相當的黃山市,在綜合實力方面要領先張家界一大截,張家界在“旅游人次”上對黃山的超越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與黃山相比,張家界的財政收入只有黃山市的一半,張家界的“短”就短在工業上,短在GDP總量上。早在13年前,黃山市就將工業作為經濟的主要支撐點。張家界工業短腿之痛首先是表現在思想觀念上。同為國內外知名的旅游城市,在工業上,我們比黃山短了13年。直到現在,趙小明市長在各種相關會議上,仍需耗費大量時間來解釋和強調發展工業的重要意義。

  張家界以旅游立市,但富民強市的關鍵還得看新型工業化。湖南省提出的“一化三基”戰略(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強三個基礎,即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基礎工作)符合張家界的基本市情,是張家界走出“20年之痛”的根本路徑,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性關口上,張家界的解放思想運動應當成為“一化三基”的新推手、新動力,在思想觀念的碰撞、正反事例的對比中,進行一場深刻的反思與前瞻。

  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央巨億資金力保增長,湖南以“彎道超車”高調崛起,在2009年這個“進入新世紀以來最困難的一年”里,張家界迎來了最好的發展機遇。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積累,在協調市州發展方面,湖南已蓄積了足夠的能量,尤其是張家界這一“湖南省改革開放的窗口”被提上了與長株潭城市群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面,張春賢書記表示,要舉全省之力打造張家界這一世界旅游精品。張家界的新型城市化、新型工業化以及農業現代化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撐。在這樣的歷史性機遇面前,張家界的解放思想運動當掘取一個與“最好的發展機遇”相匹配的“最深的思想空間”,用“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氣魄踐行科學發展觀,謀求富民強市的第二次跨越。

  Voice聲音

  張家界早期開發者、地方志民俗文化專家

  陳自文:我們缺少當年建市時的那么一股勁

  森林公園和武陵源應該合二為一,要通過各種渠道,要提建議,要吶喊,要把這個體制理順,如果不理順,我們永遠掉在別人后面。我們只是吶喊人,談我們的看法,只希望領導知道這件事,不急于等待解決,我們要讓下面形成這種呼聲,呼聲有了,改變也就快了。

  關鍵的關鍵,是現在我們缺少當年建市時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種精神,現在沒有哪個人愿意干這種事,都不關心,我們缺少一種創新精神,沒有改變體制的那種打算。我們這樣吶喊,不曉得有沒有效果?,F在景區管理體制有沒有改變的可能呢?

  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經濟學教授

  劉經慈:最大的解放思想是體制改革

  最大的解放思想是體制改革,要重創新,觀念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產品創新。

  武陵源的設置在當時是不可缺少的。當時市場經濟體制下,特別是旅游市場,對旅游資源的管理和認識沒有目前這么到位。把分屬于三個縣的三塊資源合起來,搞成武陵源,成為張家界市的一個支撐點,很有必要。當時這樣做是對的。不這樣做,沒有好辦法。當時,旅游市場剛剛興起,整合旅游資源非要用政府手段不可。因此,成立武陵源區政府,我認為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個必然的過渡。過渡過后,就應該朝前走。朝前走,辦法是有,那就是武陵源實行企業化、市場化,走這個路子。

  現在是政府管旅游,這和市場要求不相適應,運作不怎么順。用政府代替市場不利于旅游資源的配置。政府管理,成本就很大。目前,武陵源和張管處管理的范圍已經超過了旅游資源本身,擴大化了,而擴大的部門與旅游資源沒有關系。你管那么寬干什么?這個村子對武陵源的支撐到底有多大個用處呢?不想干的事管了,它沒有只管該管的事情,管了一些不應當管的事情。所以,和今天的市場運作不相適應,和旅游資源不相適應。政府管理資源是對的,這種管理是引導、優化資源和市場配置,把它配置到最合理的地方去。

  張家界景區管理體制這個問題,解決的辦法很簡單。第一步,把武陵源區政府改成武陵源管理局,把張管處框進去。第二步,組建武陵源旅游集團,原來武陵源的班子不變,但是工作性質變了,因為它體制變了,市場化了。第三步,整體上市。張股公司是中國旅游第一股,但是年年ST,虧得一塌糊涂。把整個武陵源的資產注進去,整體上市,張家界的旅游產值在帳上可以做得很漂亮,在市場上很有吸引力,把張家界的旅游資源一起塞進去,什么都有了,錢也有了,形象也高了。這個辦法操作起來很簡單。

  我們要市場化,市場化的標志就是進入市場。把自然資源整合后,整體上市,打造這么一個融投資平臺,這也是張家界的出路之一,就是旅游這塊的出路之一。當然也并不等于武陵源上市過后,張家界就能富市了,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講,旅游這塊,基本上到位了。上市之后就是動用整個社會的財力,我們這里要錢,那里要錢,如果武陵源真正搞成上市公司以后,董事長我們可以聘,全世界聘,我們跳出張家界一個小天地。

  “旅游富市”,是絕對不可能的。假如張家界市政府把這個“旅游富市”作為一個口號去提,未嘗不可,調動人們來從事旅游,口號提提可以,但是作為一種思維是不可取的。沒有哪個市是因為旅游富起來的,泰山、黃山都沒有。旅游是個很脆弱的產業,經不起自然、社會的風吹浪打,稍微風一吹,浪一打就出問題。如果一個市的GDP中,旅游所占的比例太大,那肯定窮得很,旅游比重大,其他產業比重就小。

  我說這個問題既簡單又復雜,復雜是因為觀念沒有創新,你沒有想到那里去;簡單,就是想到這里去了,什么事都好辦。在這里,我所強調的一點是,不要輕易否定過去,任何事情都是從昨天走過來的。

  原大庸縣縣長

  楊貴榮:旅游搞了還要搞工業

  現在我們國家的財政相當富裕,省級還可以,縣級除了經濟相當發達的地方之外,特別是像我們永定區,縣級經濟是很脆弱的。我以前就寫的有一個“吃飯財政”,實際上我們還做不到“吃飯財政”,是“討飯財政”。財政自給率嚴格地說,連百分之三十還不到,其它的錢從哪里來呢,主要是轉移支付、上級撥款。

  我們整個張家界地區工業相當落后,最近兩年才發展旅游新型工業,建市20多年,兩區兩縣除了武陵源外,老三縣的財政都很窮。為什么呢?工業上窮,以前,市里面是反對工業的,指導思想出了問題。最近反省了這個事,不要把旅游就死吊到一棵樹上去抓,抓旅游就是旅游,光旅游養活不了三個縣,也富不起來。盧溪曾是自治州里面最差的一個縣,2004年我到那里看了,它那年財政收入到7000多萬,我們永定區那年也才7000多萬。盧溪好大個縣呢?才20多萬人口,那時候是最落后的,現在趕上了我們,它有什么呢?它沒有旅游的,主要就是工業。張家界不找這個差距行嗎?旅游搞了還要搞工業,其它產業也是這樣,就是要有產業,除了旅游產業,還要有其它產業,用旅游產業帶動其它產業是可以的。我們這里發展起來應該比其它地方有利的多,有許多有利條件發展產業,但是我們這里沒有一個像樣子的大企業。過去老吊在旅游一棵樹上,是個大失誤。

  張家界市政府副秘書長

  田貴君:把張家界景區看成一個占地264平方公里的市屬大企業,該多好

  現行的景區管理體制,從行政成本上來說,不可取。張家界9516平方公里,160萬人口,原來只要供養三個縣級財政,現在卻供養著五個財政:兩區兩縣加市級。事實上還是六個,因為國家森林公園管理處實際上是一個準縣級政府架構,它是獨立于武陵源區的,名譽上它歸武陵源區管,實際上它是獨立的財政體系,也養了幾千人,所以我們付出的成本很高。

  當時行政區劃這么設,有時代的局限性。當然不能說當時上級的決策是錯誤的,只能說在當時的情況下還看不到這一點。因為這樣搞有利于當時景區的管理,有利于旅游業的發展和開發。當時確實問題比較多,大家都把建設一股腦兒地往風景區里面建,但是那個地方恰恰又是要保護的。

  我覺得,如果當時我們眼光稍微看遠一點的話,能夠把占地264平方公里的景區看成是一個占地264平方公里的市屬大企業,該多好。如果按照這個思想去看問題,那什么問題都好解決,哪怕市委常委去兼這個企業的董事長,我認為也是可以的。

  我最頭疼的就是我當市旅游局副局長的時候,那是九十年代初,我就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個體制的弊端。你比如說,景區設立了那么多的局,大家就得找事干,都想在這個風景區里面體現它的權威和行政職能,于是就攔在了路上,找導游驗看暫住證、勞務證、健康證、計劃生育證。十六七歲的小女孩說我還沒有結婚,不存在計劃生育問題,查的人說,沒有結婚你就得出示未婚證。哪個部門辦未婚證呢?旅游局檢查導游的導游證就更不要講了,這個導游證發放渠道也多了。區旅游局發導游證,勞動局發勞務證,森林公園管理處發導游證,后來不準他們發導游證,又變相改成“講解員證”,還有什么工作證、轎夫證、挑夫證,部門都在那個景區里面搞管理。一查證,導游和游客就得停下來,游道就堵塞了。我當時看了非常著急,就和武陵源區的領導交涉這個事情,我說你們不該這樣啊,查導游員的導游證是旅游行政部門的事情。你們就好比是商場,有人帶了一幫客人來你商場購物,你還查這個人的身份,是壞人還是好人,是何苦呢?你作為風景區,你是賣景區的,只要人家帶著客人來買你的門票,你歡迎都來不及,你怎么反而查人家,弄得人家不敢給你送客,你這不是自己害自己嗎?問題是,它設了那么多局都要找事干,都要體現自己的權力呀!

  整個景區的體制,我認為只要掛兩塊牌子,一塊叫自然景區的管理委員會或者叫管理局的牌子,另外就掛一塊公司的牌子。對景區實施保護和管理,就用管理局這塊牌子;對景區的旅游業經營,就用公司這塊牌子。我認為把它改成一個市屬的占地264平方公里的一個大企業,是最好的、最簡省的管理體制。

  當時我們沒有這樣,是時代的局限。記得當時我們建地級市的時候,上級還要非得有兩個區,只一個區不行,所以要再搞出一個區來。永定區變成城區了,但是它還管著幾十萬農民,管著幾千平方公里的農村,它的主要精力就放到管農村工作上去了,根本就把城市撂在了一邊。新成立的地級市因為一窮二白,什么都沒有,沒有精力和能力管這個城市。這個體制設置我認為不合理。以至于到現在,我們不得不再三強調工作著重點向城市轉移。

  我認為要改,要改少,不主張改多,因為行政機構多,行政成本也就多,我們要花那么大的成本干什么呢?最簡便的辦法就是兩個縣,加一個城市區再加一個景區。景區就是一個占地264平方公里的大企業,不搞縣級行政區的架構。這也符合精簡的方向,至于干部,妥善安排就是。這樣搞,也有利于旅游產業的高度集聚,而不是分散式布局。改了以后,景區收益不必再供養與景區管理無關的人頭,按市場化按企業機制操作,科學管理,加上數字化,有一千人左右就行。于市城之外再造一座旅游城市的設想,不是那個人的問題,而是體制設置不當帶來的問題。

  黃龍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葉文智:張家界要想有大的發展,必須進行體制創新

  我認為核心的問題就是六千人的問題,體制不順的問題,給財政的貢獻率的問題,而且一些人養成了這些惰性的問題。一年這么多的門票收入為什么只給財政交這么一點點錢,這六千人在干嘛?

  你比方說,武陵源核心景區這么好的資源,按照公司化運作,按照市場的制度,你說張家界的開發和建設還會這么缺錢?就是一個東西,納進資本市場,或者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不說拿多了,拿20個億回來沒有問題。要有現代的經營理念和手段,來做體制創新,來適應發展的需求。

  我的觀點很簡單,張家界要真正的建設成為一個國際化的旅游目的地,張家界要想有大的發展,必須進行體制創新,這是根本問題。你體制創新才能解決人才、資金的問題。張家界旅游產業的品質,即這個產業對就業的貢獻率、這個產業對財政的貢獻率,應該說還處在一個非常低級的水平。應該說我們張家界的旅游剛剛完成了這個產業雛形,這個雛形能否提質擴容、轉型升級,制約它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體制創新的問題。

  你說這種管理體制大家都看到了吧,兩邊都分,兩邊都搶,打個比方,像給了兩個瓢子,看誰舀得快,沒有向鍋里面注東西,往下面再給它添火。這種情況肯定是不適合科學發展的要求的,制約它的是體制這個根本。

  只要這個問題一解決,什么都好辦。當然,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根本是他們首先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科學發展觀,不是在報告里面、什么會議廳里面講出來的,大家得從心里面、從思想上要有個根本認識。

  關于張家界品牌不能統一的現狀,這還是體制問題形成的啊。武陵源不可能打“張家界”品牌,張管處又不可能打“武陵源”品牌,市政府他又講“張家界”。實際上在統一“張家界”品牌這個問題上很好辦,以行政手段告訴大家,以后對外的營銷策劃歸于一個公司、一個平臺,比如由旅游局市場科或者由市委宣傳部統一口徑再對外發布,然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制執行,如果以后哪個單位在新聞采訪或者是在宣傳資料上面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就以違紀論處,誰還出現差錯,就進行違紀處罰,或者進行經濟處罰。

  張家界市政協會員

  金克劍:武陵源的體制調整問題就是干實事的問題

  對現存的武陵源和張管處的體制問題多年來一直為廣大干部和群眾所非議,多年前,我們就在探討這個問題怎么辦,包括前幾年的市里的一些領導,我們都探討過,有的領導憂心忡忡,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張家界的大發展是希望不大的。我們搞了二三十年的旅游,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以說是巨大的,以旅游為龍頭,發展我們的地方經濟,作為一種政策,一種策略,一種戰略,不斷地把這個觀點強化。我們把旅游區做到這個份上了,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們的付出和我們的所得比較一下,我只能說是可憐。我們搞了二三十年旅游,沒有能力去發展我們的城市,導致我們的城市現在處于這么一種尷尬狀態。我們隨便看一看,從常德,再往前走,益陽、長沙,然后往東方、往南方、往北方走,任何一個城市,都在這十年十五年之內,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們付出巨大的成本代價,而我們最后沒能真正地作用于我們的地方建設,確確實實,旅游對此沒有做多大貢獻,這是客觀存在的事,不可能否認。問題的癥結,歸根結底還是個體制問題。這個體制問題一講又很敏感,我有個想法,體制是我們自己制造的,到最后我們發現它不是成為我們發展的動力,而成為我們發展的障礙的時候,我們自己應該把這個障礙搬開。我們一旦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為什么還不高度警覺,來回頭看看自己的失誤呢?那么我們的體制完成了第一個跨越,這個跨越就是把三足鼎立歸為三國一統,風風火火地把這么一個一盤散沙的三個版塊集結在一起,成為一種力量,然后打向世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體制的弊端逐漸把我們引向一個歧途。我們應該正視失誤,我們要勇敢地站出來重新思考,我認為這個事是符合自然發展規律的,也是符合我們哲學方面的一些基本觀點的,他要變吶,變數變數,有變數就必須應對這個變數,說不定這個變數成為我們危機的陷阱,說不定變數是我們的一個機遇。

  05年在政協大會上,我第一次提出來建國家公園,對武陵源和張管處實行體制大調整,并一直為此奔走呼號。08年,《張家界》雜志把我這篇文章刊發了出來,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就這篇文章,我自己收到的信息不下五十條,打電話的、找上門的,激動的向我商討的,就有若干人。今年兩會期間,我把它作為提案發出來之后,引起了兩會代表的強烈關注,人大代表余大靜同志,看過后通宵達旦,夜不能寐,組織一大幫人大代表簽名,推動這個事,一批重要干部明確表態,這個觀點是對的,不走這條路不行,人家是慷慨激昂,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了,應該放到一個重要的理事程序當中,應當進入我們政府的一種行政的層面而去討論這個問題。我的提案不能立案,我感到很遺憾,我這樣的題材為什么不能立案,難道我們張家界有比這個更重大的題材嗎?!難道體制調整是參政議政的禁區?三十年來,中央所進行的一系列體制改革,不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提出來的嗎?

  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我們的思想解放,到底什么時候才能夠從一種坐而論道、高談闊論的空談中落到實處來?真正地談談我們該干什么。什么叫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效果又在哪里呢?我認為說空話沒有用,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半個多世紀以來,聽的空話太多了,不想聽空話,希望能夠干實事。所以我認為,武陵源的體制問題就是干實事的問題。

  張家界現在已經很疲勞了,非常疲勞,旅游市場疲勞,我們旅游市場疲勞到什么程度?除了惡性競爭以外,已經沒有新的招數了。這里搞了一個新的文化景點,那里搞了一個新的景區,但是做來做去,我們最根本性的大樹出了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抓本質的東西。武陵源和張管處的體制改革,體制調整,有人把它看作天大的難事,我認為恰恰相反,這個事,我們和很多的領導朋友,包括一些專家來探討,我們一致認為,這個事是認識問題,只要動手去做,下決心去做,就沒有什么很大的難處。

  這個體制改革的問題,不是你我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大勢所趨,形勢所迫,現狀所逼,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來推辭、來借故、來回避,我們只有正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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